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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千里与万里，黯然销魂别而已。
君独何为至于此？
山非山兮水非水，生非生兮死非死。
……
生男聪明慎莫喜，仓颉夜哭良有以，
受患只从读书始，君不见，吴季子!
读吴梅村这首《悲歌赠吴季子》，诗中的悲愤与呐喊动人心魄。此后自然也读到顾贞观写给吴兆骞著名的《金缕曲》，于是得知一段这位江南才子被流放极寒之地宁古塔，一众友人设法赎归的往事。孟森在《心史丛刊》里对吴本人评价一般，“兆骞固才士,然《秋笳集》亦非有绝特足以不朽者在”，他之出名，一是“其时以文字为吴增重者，实缘梅村一诗、顾梁汾两词耳”;一是“成容若之周旋其间”，“自有此段故事，兆骞亦不朽矣”。据说，清初围绕吴兆骞流放而创作的诗词至少有近三百首，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“吴兆骞现象”。
为时代苦难作注的流放诗人
【一】
一六五八年三月的一天，帝都春寒未尽，一场奇特的考试正在中南海瀛台举行。每位考生身边，两个佩带刀棍的武士分列左右。考官们也眉头紧锁则四处侦查。在后来的文人笔记中，据说参加考试的读书人都“惴惴其慄，几不能下笔”。在形同罪犯的状况下，江南才子吴兆骞交了白卷。
吴兆骞，自汉槎，江苏吴县人。年少时他便被视作“惊才绝艳”的诗人。按照时人的描述，他算是恃才傲物性格不讨好的人物。据说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“江东无我卿当独秀”这样极度目空一切的话。而清初文坛领袖吴梅村又推许吴兆骞、陈维崧和彭师度为“江左三凤凰”。朋友圈的抬举令他成为江南文坛的焦点人物之一。如果没有遭遇“丁酉科场案”，吴兆骞的人生，想必就是在功名富贵中缠磨，成为文苑传中的人物。
就在上一年，丁酉年，一场大祸席卷了江南士林。这年朝廷照例开始各省乡试。明末以来，科举考试已经弊病丛生，考生奔走经营，考官徇私舞弊，在是科场常有的陋习。鉴于此，顺治皇帝下谕严肃科场法规，杜绝舞弊事件。所以，当官员参奏顺天乡试考官“交通关节、收受贿赂”、江南乡试“弊窦多端、物议沸腾”时，顺治皇帝震怒，下旨严查。
于是才出现了瀛台复试一幕。本次江南乡试中举的士子们，在刀兵威逼下写作《瀛台赋》。在当政者看来，交了白卷，自然说明他是贿中举人。三月九日，京城狂风大作黄沙扑面，吴兆骞被戴上枷锁，押往刑部受审。
历史学家普遍认为，丁酉科场案是满清统治者“借刀杀人”的一大举措，他们把科场积弊作为把柄，藉此残酷打击反抗最激烈的江南士人。这从处理结果亦可以看得出来，北闱处罚相对较轻，除了考官李振邺、张我朴等被处死之外，大多减轻处罚，流放地尚阳堡（今辽宁开原县）也相对较近。然而对南闱的处置极其严厉，不但将主考立斩，各房考官共十六名都被处以绞刑。吴兆骞等十数人被免去举人，“俱着责四十大板，家产籍没入官，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”。
作为知名的江南文人，吴兆骞本被当做重犯，判处死刑，后经礼部和刑部多次复审，命题限韵作诗，确定并无考场行贿，吴兆骞被免于死刑，流放宁古塔（今黑龙江宁安县）。吴兆骞被流放，在江南文人中引起很大的震动。他的老师、遗民张拱乾说：“不独一邑之痛，而实天下之所痛。”
虽然吴兆骞的父母兄弟最后免于流放，但他的父亲忧惧而死，母亲出家为尼。四年后妻子出塞寻夫，将大女儿送去做童养媳，二女儿寄养在亲戚家里。在一封家书里，吴兆骞痛苦自陈：“戊戌以前，何等规模，一旦祸发，家破人离，如瓦解冰泮。”
为时代苦难作注的流放诗人
吴兆骞与其编著的《秋笳集》
【二】
入狱当日，吴兆骞口占二律，哀叹命运不公，“自许文章堪报主，那知罗网已催肝”，恸哭自己的冤情，“冤如精卫悲难尽，哀比啼鹃血未干，若到叩心天变色，应叫六月见霜寒”。对早熟的江南才子吴兆骞而言，曾经高蹈傲岸的精神一泄于地，生命开始对他展露痛苦本色。
一六五九年闰三月，吴兆骞离开京城，前往塞外。于是有吴梅村那首著名的送别诗《悲歌赠吴季子》。从山海关到宁古塔，一路向北，他写了许多纪行诗。在写给好友顾贞观的书信里，他说自己“一身飘零，囊空半文”，仰赖别人的帮忙，才免于饥寒。他出生在宁古塔的儿子吴桭臣，曾写过一篇《宁古塔纪略》，对他们在酷寒之地的生活，有非常详尽的记述。印象极深刻的一幕，是吴桭臣两岁时，他们被迫从宁古塔迁往更远的地方。此时天寒地冻，雪深四尺，一家人坐在牛车上，除了被褥，别无他物。幸亏第三天被追回，否则人和牛都要冻死无疑。
为时代苦难作注的流放诗人
在宁古塔，吴兆骞一直靠当塾师谋生。这亦是许多文人流放者的选择。对于生长在草长莺飞的江南人来说，他们在这天寒地冻之地，生命降到了最低层次的需求。日复一日的苦寒，日复一日的无望。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，他万念俱灰：“弟今在苦海中，一无所恃，可恃者惟二三故人耳。此时佛亦不能救我，能救我者，亦惟此二三故人耳。”（《归来草堂尺牍》）
顾贞观就是这二三故人之一。一六七六年，吴兆骞已经被流放十七年。顾贞观在京城写了《寄吴汉槎宁古塔》——《金缕曲》二首。这词被权臣明珠的公子纳兰性德看到，深受感动，以为可以与古代伟大的友谊并列。“河梁生别之诗（李陵与苏武事），山阳死友之传（范式与张劭事），得此而三”。纳兰性德决心成全他们的情谊，一定将吴兆骞救归。在性德的安排下，顾贞观得以在明珠面前为吴兆骞求情。
一六八一年，吴兆骞在京城的朋友们，顾贞观联络一等侍卫纳兰性德，尚书徐乾学等人，募集资金交付朝廷赎金，内阁下了还乡诏（准许吴兆骞一家南归故里的官方文书）。
九月，吴兆骞带着妻子（在宁古塔生育一子二女）南归。在吴桭臣的回忆里，那是另外一场撕心裂肺的别离。得以逃离的“幸运者”，和那些无望的流放者，“皆相持哭失声，不忍别”。他们和亲人彻夜聚谈，至晓分手。走出二十里，吴兆骞哭着策马回返，以图再聚片时，“患难交情如此之深也”。（吴桭臣：《宁古塔纪略》）然而，南归不过三年，吴兆骞就在贫病交集中逝于京师。
【三】
康熙朝的诗人丁介，曾写过两句诗:“南国佳人多塞北，中原名士半辽阳。”（丁介：《出塞诗》）据研究东北流人的李兴盛先生统计，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(此概念比流放犯略大)，总数在150万以上。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清，要稳定政权，就要打击旧势力，造成巨大的社会心理紧张，从心理上摧锄异议者的肝胆。
吴兆骞的悲剧命运，在时人们的记述里，披拂上一层友朋相助的动人温情。这自然是实情，是人性对恶政破坏力的修复；在明哲保身，甚至落井下石之外，另外一种人性的呈显。
然而这种援手救赎的温情，实在是非常脆弱的。吴兆骞二十多岁被流放，返归时已经穷垂暮年，所谓“廿后塞外空归梦，一夕灯前似隔生”（王掞：《虹友兄斋同吴汉槎夜话》），在触人心怀的个人悲剧后面，是一代文士的整体命运。作为“丁酉科场案”的受害者，吴兆骞背后尚有那些无名读书人，穷半生精力投身场屋，不料却横祸加身，他们困居极远之地，人既不彰，事亦不详，斑斑血泪，唯有自家吞吐。
表面看来，吴兆骞成为那个从历史血海中旁逸出的幸运之花，是好友顾贞观的重情守义，和一众朝士们的极力斡旋。这亦令《金缕曲》以“赎命词”的姿态，广布海内外。实则友人们的义举，恐怕只是起到推波助澜的效用。此“波”，则为此时政治文化生态改弦之波；此“澜”，则是士人心态微妙变化之澜。
吴兆骞南归后一度成为纳兰性德之弟揆叙的老师，他曾与后来同样也当过揆叙老师的査慎行在禾城（今嘉兴）相会。査慎行写了一首诗《过吴汉槎禾城寓楼》，记述其事：“快事相看一笑真，忽传绝域有归人。劫灰已扫文星灿，党禁初宽士气伸。”道尽个中原委。他之被祸，是满清统治者对汉族士人的残酷打压所致；他之赎归，则是这种打压缓解之结果。
事实上，从一六七七年开始，康熙设南书房，择选天下名士作为文学侍从，推行“文治”策略。朱彝尊、徐乾学（顾炎武外甥）这样的江南著名文人皆先后入选。次年正月，康熙更晓谕天下，开设“博学鸿词科”，选拨“奇才硕彦、学问渊通、文藻瑰丽”的学者文人，为皇家“润色词章”。孟森先生认为此举是要“消弭士人鼎革后避世之心”，事实上效果极佳，五十名入选人中，南方各省占到四十一人。
远在边地的吴兆骞，得悉这种变化，再兼好友提醒，他便在这年七月，进呈《长白山赋》。他的朋友徐乾学便直言“《长白》献赋，恰有机缘”。据说康熙皇帝“览而称善”。从政治意义上而言，吴兆骞之举无疑是“乞哀颂圣”，某种程度上，也可以说是给统治者的一份“悔过书”。
长白山被视为满清发祥地。一六七七年四月，康熙派人勘察长白山；九月下旨封祀；十一月礼部封为长白山之神，与五岳并举，春秋祭祀。长白山便成为大清帝国国家认同的象征。多年后，康熙还亲自创作《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》，赋予满清统治中原的政治合法性。身在宁古塔的吴兆骞有机会与长白山封祀使者见面，他深知皇帝的用心，于是写了这篇极尽谀词的华丽骈赋，以期改变命运。
清初以来，文字狱迭出。康熙朝约有十起。在十七世纪下半期，“江浙两大狱”之一的“《明史》案”已发生，株连之广，骇人听闻。残酷的文祸，对士人形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与渗透力。一旦帝王表现出“崇文”的一面，则很容易转换为赞美“圣天子”雨露无限的感情之情。《长白山赋》可谓是这种精神上屈服、进而认同的“模范”文章。
故而，诗人吴兆骞的命运，始终掌握在不受限制的权力手中。就像康熙钟爱的皇孙、后来的乾隆帝说的那样：“朕为天下主，一切庆赏刑威，皆自朕出，即臣工有所建白，采而用之，仍在于朕。”
精神上的矮化，无论如何难以成就伟大的诗人。倘若吴兆骞以阔大气度，面对加诸自身的时代苦难，以他的才华，诗文境界当会大为不同。诗评家们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。沈德潜就评价说：“汉槎阅历，倘以老杜之沉郁顿挫出之，必更有高一格者。”
如今读《秋笳集》，虽非一流，仍堪称是一个时代的注释。这位曾经目空一切的才子，在命运骤转之下，他的惶恐与焦虑，他的空幻与分裂，成为帝国读书人的精神缩影。在与无限权力的交手中，诗人成为被吞噬的一个棋子，诗歌则成为时代胆战心惊的注释。
（写作本文时，从陈才训：《吴兆骞赎归与清初政治文化生态考论》一文受益良多，在此表示感谢！）
【注】本文原标题为《诗与权力——流放诗人和他的朋友们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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